燃燒可燃物

從「反媒體巨獸」牽連出來的「教育部關心事件」，是整個大事件中的一環，卻是這次新聞事件的引發點。無論動機為何，教育部以一個官方單位的姿態要求學校「關心」學生，就已經犯了錯。理由是大學的學生多數都已成人，當然也擁有集會表達意志的自由，這個關心不但多餘，也讓人懷疑，過去是否也有未曝光的「關心」程序？

事件中兩個教育的單位（教育部與清華大學）反應都教人失望，教育部不該還錯以為自己仍可以是情治資訊的末梢神經，而「大學」這樣一個機構不宜也不能代替任何一個成年的個人發言（包括道歉）。

而在網上看過所謂「相對完整版」的影片，也查詢過相關法令後，判斷陳為廷同學列席備詢是沒有違法疑慮的。只是做為一個單純的旁觀者，當然無從判斷陳為廷是否有其他潛在的動機，但形式上可以確定他的身份較接近於學生團體的意見領袖。而他所代表的群體，大致上交付他幾個發言的重點，主要是這些日子學生團體向教育部抗議的「教育商品化」，以及「反媒體商品化」的訴求。陳為廷發言中數次重申要部長道歉，從語境上來看，他使用的批判語詞分別是「滿口謊言」、「偽善」、「不知悔改」。而從他發言的後半部來對應，「謊言」意指部長宣稱如果學生抗議是為了教育相關事宜他必會到場（但實際他並未到場）；「偽善」指的是在「反漲學費」集會時發現警車中有武裝警察，而部長卻宣稱他關心學生；「不知悔改」則推論是指部長回應葉宜津立委時，並沒有道歉這件事。

先擱置對陳為廷發言態度、技巧的意見，這三點批判他確實是有提出理由的，理由似乎也成立。蔣部長在回答葉宜津的質詢時，宣稱這三點批判是誤解，而在休息時間的溝通裡，蔣部長對第二點提出了回應，那就是他並不知道曾派遣鎮暴警察，並對這點表達歉意。姑且也以寬鬆的角度來看待蔣部長，認為他算是回應了後兩點，但第一點仍是默認了，因為他確實沒有實際在學生抗議的現場，與學生交換意見過。（僅在公聽會聆聽過意見）如果不要強烈地質疑蔣部長說謊，唯一的可能是他宣稱的是「未來式」，而陳為廷檢驗他的是「過去式」。

而在備詢臺外的溝通，除了上述各點以外，聚焦在學費調漲政策的討論。這時陳為廷同學確實有控制不住自己情緒的狀況，不過我很能理解，純粹只是因為我也是一個經常情緒失控的人。

我在國中時曾因為帶鳥到學校，數學課的時候飛出來被叫到辦公室責備，臨走時我失控地踢了導師的椅子；大學時挑釁過我們當時的系主任，認為他上的「中國傳播史」只是照本宣科，沒有開一堂課的意義，因為我們都不是「文盲」，自己讀就懂了。而研究所的時候針對所長要取消我的獎學金（他懷疑修習現代文學的學生都是貪圖高分），我在同學面前與所長有激烈的論辯。我本想將這幾位我還記得名字的長輩寫出來，以示言責自負，但實在沒有必要在事隔多年後彼此傷害。特別是當時這幾位老師都有權威可以處罰我，但他們並沒有。

相對於其他學生，陳為廷是被賦予發言權的意見領袖，從這點來看，他是整個事件中相對弱勢群體（學生運動的學生們）裡的優勢者，但並未改變他在教育部長面前是發言權較弱勢的角色。檢驗陳為廷的發言，他的批判是有提出後續解釋的，情緒的失控則我個人也能情感上理解。畢竟自己年輕時與年長者發生意見衝突時，哪一次不是血氣上湧？就我個人而言，「理直氣婉」，確實是非常難以做到的事。

至於在影片中我無從判斷民意代表的角色，所以就從抗議者與民意代表的關係來思考。參與過任何反對運動的人都該知道，當一切趨向絕望之時，若有可能接觸到權力者，或者有機會運用權力者的影響力，去接近自己構想的目標一點的時候，抗議者通常不會放棄。原因很簡單，規則仍是權力者所訂定的，更改規則大半的機會也掌握在權力者手上。革命或藉由選舉改變權力結構，事實上也是由「取得權力」來獲得改變的機會。也就是，權力者是一個有爭議，卻可能也有效益的管道。

立委是否有違背他們的職權？就這件事來看是沒有的。即使以過去的經驗來看，確實偶爾也會請當事人進入議場「備詢」，至於是否別有機心就暫置不論，我盡可能不用動機論來測度。當然，立委選舉是代議政治，立委應該做的功課是，以其專業知識蒐集資料並諮詢對象，再將這些意見轉為自己質詢或提案的論述建構根據。如果立委每一案都請當事人來面對官員，一方面就漏失了為什麼代議政治要選「賢能」的意義（他們理應就是較佳的代議士）；另一方面，備詢者的代表性，畢竟不像立委是一票一票投出來的，在一些人的判斷裡，爭議性或許更高也不一定。

至於媒體的處理則是最為可議的。當天《聯合報》的頭版照片，顯然是刻意用編輯手法，以照片來形塑「囂張的陳為廷」，與「溫文卑屈的蔣偉寧」。類似的操作手法來影響輿論，坦白說現存的四大報都善長得很。再加上標題下的是「史上首遭 教長被學生罵到臭頭 立委讓學生質詢部長 荒腔走板」，可以說是已經暴露了報社對此事所持的是「批判」立場。而在這批判立場的後頭，則很巧妙地把「個人」身份聯結到「集體意識」，裡頭當然還包含過去我們的教育，對我們灌輸的身份想像：學生就是乖巧求知，除了唸書其他都不應該管；而教育部長是掌管全國教育的最高首長。其中隱涵的「逆倫」指控就不言可喻了。

說到逆倫，我總想起那也是文學裡很重要一個象徵。

至於其他評論者的回應與回應的回應，實在太多元且龐雜了，就請容我略過，畢竟，那都是我們要保障的言論自由裡的一環。很慚愧的是，用了這麼多的文字，我也沒表達對兩造爭議的「學費調漲」表達我的個人看法。


我想起1990年三月的那一周，野百合學運開始登上媒體版面，剛剛取得大學生身份的我，因為學長的緣故，也天天背著相機到中正紀念堂「散步」。說實話當時我對幾個關鍵詞並不理解，比方說「解散國民大會」裡的「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裡的「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裡的「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的「政經改革」。

並不是我沒常識，而是這些詞彙裡都有盤根錯結的歷史因素與政、法各層面的意涵，當它們化約為幾個字的時候，卻又變得模糊了。我在現場看了「野百合」的骨架被立了起來，並且拍了照片。我知道學生團體在用某種符號來讓大家的心靈聚焦，在文學手法上稱為「象徵」。運動當然得談理性，但也避免不了象徵。

在這場以野百合為象徵的運動裡，我當然不是個角色，即使日後印證那時在臺上的發言者有不少人教人失望，但那幾天確實啟發了我心靈的某個部分，當時我並不太清楚，甚至可以說，直到現在也還不太清楚。

只是那不太清楚的啟蒙，直到現在我都帶在身上。

我設想這次事件對某些孩子來說，也是一次不太清楚的啟蒙。

我還記得520農民遊行時我正就讀成功高中，當時媒體一致把那場遊行形容成有心人士導引的暴動，暴民恣意毆打警察。但我猶記那天下課回家時，親眼看到幾個警察把一個中年人拖進巷子裡打了一頓。那一幕震撼我的心弦，也教我學會懷疑。

我的懷疑讓我此刻都還相信自己只有兩顆眼睛與算是中等平常的腦容量，無法給予洞見。只是做為一個大學老師，我確實寧願學生去各式各樣的現場，前提是他們也提領了相當的前人知識去現場印證、反省。我以為平面媒體即將在下個十年失去宰制的影響力，而網路世代成長的一代，有責任、權力去創造一種麥克‧魯漢時代想像不到的媒體。

那時一定會有另一批人想要掌控、宰制那個新媒體，那就繼續教育我們的下下一代去挑戰他們罷。